華人與印尼的接觸關係頗稱悠遠，但史料記載斷續有限，無論是往前追溯到5世紀初東晋高僧法顯(337-422)由長安取道陸路西行天竺(印度)等地，求取佛經原典後再循海線路過印尼返回中土；或是7世紀後半葉唐朝高僧義淨(635-713)，千里迢迢途經印尼室利佛逝王國學習梵文，並於西行印度取經回程中駐留印尼5年翻譯佛經；抑或是13世紀末葉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遠征軍討伐爪哇，鎩羽而歸；甚或15世紀明朝永樂初期幾度派遣鄭和下西洋，途經印尼宣揚國威等，華人身影不時閃現印尼，但如蜻蜓點水般旋即消逝。
事實上，華人較具規模移居印尼，應該從17世紀明末清初的改朝換代前後，一直到清朝末年的饑荒、動亂與積弱不振，才迫使一批批中國大陸南方的閩、粵人民，紛紛下南洋尋找可以安身立命的處所。
細數印尼華人胼手胝足的過往，落地繁衍子嗣形成華人族群，再歷經幾度排華、歧視與同化，以及民主開放後印尼華人透過民主選舉參與政治的歷程，衷心期待印尼華人有機會回首檢視歷史、看清自己，並同心協力策勵未來。
細數印華稱謂
荷蘭殖民統治印尼時期(1619-1945)，無論是什麼年代下南洋落腳印尼群島的華人通稱開印祖，也就是第一代印尼華人，由於人生地不熟，又無法以荷語或當地語言溝通，多數只能靠肩挑雜貨沿村街叫賣零售，藉此瞭解新環境與市場，當地原住民統稱這批華人為新客(Totok)，意即純種華人。他們通常還保留著中國人用筷子吃飯的習慣，生活禮俗也還沿襲著傳統舊制。
第二、三代華裔出生後，在先祖們的基業遺蔭下，社經地位已略有提升，可以選擇繼承家業、轉行從事農業生產或做生意，這批華裔子弟為自己取了一個很貼切的名字叫「僑生(Peranakan)」，也就是在僑居地出生者。他們有些始終守著家族的傳統，也關心家鄉與母國，期待有朝一日母國能夠強盛起來，大夥在海外努力打拼後能夠衣錦還鄉，或讓子女回母國學習，不要忘本。他們就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心目中的「革命之母-華僑」，是海外延續中華文化薪傳的中堅份子。他們堅持保留中國人用筷子吃飯的習慣，生活禮俗也都沿襲著家鄉的傳統。他們不但把小孩子送進私塾就讀，甚至集合眾人之力，合辦心目中的理想華校。
但也有薪火相傳幾代後的僑生，為了討生活必須以當地語言直接溝通，在生活方式上也逐漸入境隨俗，甚至與當地族群生活打成一片，改以右手直接抓飯吃。他們有些還保留著華人傳統的禮俗儀式，但文化隔閡與語言傳承等因素，使他們逐漸淡忘禮儀習俗的內涵與意義，也不太在意是否送孩子進華校，只要有附近的學校可以唸書就夠了。
走過新客的人生地不熟，以及僑生的拒絕同化或族群融合階段，更有些華人選擇進入荷蘭殖民統治者的管理階層，有些當律師、公證人、會計師，或是其它必需透過荷蘭語溝通的職業。因為成天與荷蘭人打交道，日久荷語也就變成他們的日常用語，吃飯用餐改用刀叉，過年過節也不再像新客與僑生舞龍舞獅、張燈結綵或燃放鞭炮慶祝。在殖民社會裡，他們的社會地位最高，喜歡將小孩送進荷語學校就讀，或直接送到荷蘭留學。這批印尼華人統稱為荷語華裔(Hollands Spreken)。
荷治時期對華人的先來後到，雖有其分類稱謂，但根據1910年荷蘭人頒布的國籍法，只要是有華人血統並認同為中國人者，統稱為Cina，確實帶有幾分歧視與侮辱意味。這個稱呼直到1928年，才由當時的荷蘭總督改稱Tiongkok(中國)或Tionghoa(中華)。
日本殖民統治印尼時期，再度將Cina(支那)這個語帶諷刺次等民族與東亞病夫的稱謂帶入印尼，並加諸於印尼華人的身上。
二戰結束印尼正式獨立後，蘇卡諾政府為了能順利從殖民地角色翻身，當家作主，對荷蘭統治時期分類管理華人，並利用部分華人剝削印尼原住民的方式頗不以為然。
印尼獨立初期，為了相互取暖，並討好同屬剛建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0年印尼與中國建交時，還以印尼文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Republik Rayat Tiongkok。
1958年因為錯綜複雜的國共與台美關係，印尼政府起初也只先針對那批親近播遷到台灣的中華民國印尼華裔開刀。1965年的「930事件」後，印尼政府懷疑有中國共產黨的涉入，1967年由當時攝政代理總統蘇哈托主導，展開一系列的排華政策與行動。
印尼當權者用盡心機，於1967年6月28日 在雅加達，由當時的蘇哈托總統簽字發出第14號政府通告，把中國、中國人與華人的稱呼，由Tiongkok或Tionghoa改回被印尼華人社會普遍認為帶有歧視意味的Cina。開口閉口支那(Mencina-cinakan)目的在壓制印尼華人在經濟及其他領域的自傲感，同時提高印尼原住民族的自尊與優越感。最後，再搭配禁華語、華校及華報等種種排華動作，試圖讓華裔族群逐漸被邊緣化或同化，淪為失根的印尼次等國民，不允許從政從軍，學子也很難進入公立學校或大學。
32年的華語文禁錮後，1998年的經濟與政治風暴中，印尼華裔再度於5月12至15日淪為俎上肉，成為爭權奪利者任意糟蹋的對象，因為他們是群支那，總是忍氣吞聲，任人欺辱。所幸，犠牲者以他們的生命為代價，終於為印尼華人喚回一小片解放空間。
自由民主的空氣流入印尼後，在印華百家姓協會等華裔社團的接續努力下，2000年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總統終於撤銷了前蘇哈托總統時期的排華指令，讓身為印尼華裔無需再躲躱藏藏，可以慢慢抬頭挺胸地迎接新時代的來臨。
印尼華裔生命力的再度釋放，透過舞龍舞獅歡度華人節慶，華校、華報與華文教育也如春筍般在印尼這片土地上陸續冒出，展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新景象。
走過歷史滄桑，有了一點自信的印尼華裔族群，也開始為自己尋找新的定位與稱呼。普遍認為只有回歸比較中性的名稱「印尼華人」，以及多數華裔民眾比較能夠接受的印尼文稱呼「Tionghoa」才屬要事。雖然當時爪哇島上有些已經不會說華語的華裔會自稱Susu Tionghoa(中華族)、南北蘇門答臘華人會自稱Orang Cina(支那人)或Teng
Lang(福建話的唐人)，而加里曼丹華人喜自稱唐人，但印尼主流族群則已習慣性稱華人為Orang Cin(清人)。
民主改革開放初期，在全印尼擁有100多家報紙的爪哇郵報集團，因其負責人余世甘先生對華人友善，曾率先在媒體上採用Tionghoa字眼，隨後有些印尼文媒體也逐步跟進，但依然還是有些比較保守的媒體，無法與時俱進，以比較友善的名字來稱呼印尼華人。
印尼政府經過十幾年的掙扎蘊釀，終於在2014年國會議員大選前夕，由蘇西洛總統公布將Republik Rakyat China改為Republik Rakyat
Tiongkok，因為印尼語將China讀成Cina(支那)，被認為有歧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格及華人人格的意味。
然而，在印尼的台灣人或認同中華民國者，並未隨著聞鷄起舞，依然使用孫中山先生創建民國時的原始國名The Republic of China，並以台灣人或台灣朋友自居，以為區隔，不為所動。
盤點印尼華人
法顯與義淨和尚西行印度取經途中，均曾短暫停留印尼學習梵文與翻譯佛經，並以文字留下些許蛛絲馬跡，但未曾落地生根。
如追溯到明朝初年鄭和下西洋的太平盛世時期，當時居住在中國大地上的華人，似無離鄉背井、冒險出海討生活的壓力，但跟隨鄭和船隊幾次下南洋的伊斯蘭華人，說不定真會有人為了傳播其宗教信仰與理念，而留在鄭和寶船曾經探訪過的印尼島上，但因少有正式歷史記錄，大多僅以口耳相傳的野史方式流傳，因此15、16世紀時的印尼華裔人數實難估算。
荷蘭殖民統治印尼的320幾年間(1619-1945)，同一時期的台灣則先後經歷荷蘭、西班牙、明朝、清朝與日本的統治。期間，中國大陸內部面臨明、清朝代的更迭，再經幾度內亂與饑荒，以及清末的積弱不振，遂引發廣東及福建華人陸續遠離祖國，移居海外的金門、台灣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及後來的新加坡，另尋夢土或重建家園。
根據荷蘭殖民統治印尼末期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1930年代印尼華人約佔印尼總人口的2.03%，比率並不高。二次大戰結束印尼獨立後，印尼的人口普查資料中並未顯示族群的統計數據，但根據學者的推估，當時華人族群約佔印尼總人口數的2.5%到3.0%之間，應該是印華人數最高的時期，也是華社與華校最蓬勃發展的時期。
1966年印尼政府頒布改名換姓條例前，印尼華人總數約有500萬，佔印尼總人口數的2.8%。但經過蘇哈托政權30幾年的高壓統治與同化政策，還認同自己是印尼華人的總人口數已大幅下降。
根據印尼民主化10年後的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華人佔印尼總人口數的比重已降至1.2%，即約300萬人。主要集中在西加里曼丹省(8.16%)、邦加勿里洞省(8.15%)、廖群島省(7.64%)、雅加達特區省(6.58%)及北蘇門答臘省(2.62%)。
另根據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資深訪問研究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南國際研究院兼任教授廖建裕先生的研究指出，即便所有印尼華人都承認自己是華人，佔印尼總人口數的比重也不會超過2%，即近500萬人。
當然，印尼官方的統計數字與學者的研究，在印尼通常只有所謂的專家學者偶而會加以引用，但與華人社會裡流傳的人數相距甚遠。無論是透過當道華人領袖人物的口傳或華文媒體的披露，印尼華人總數動輒以千萬計，而不同語群的華裔人口也都以數百萬計，各喊各的，還可以隨意膨脹加碼，雖不犯法，但總讓人模不著頭緒。
選舉論真章
根據2014年印尼國會大選結果，在560位國會席位中，當選的華裔國會議員有13位，姑且不論他們對印華的認同程度如何，約佔全部席位的2.3%。當選人的比例似乎與專家學者對印華人口的推估2%較接近，比印尼政府人口普查的華人比例1.2%多些，但又比印尼華人自稱上千萬(5-10%)人數比例，少了很多。
印尼華人佔印尼總人口數比例下降的現象，事屬正常。根據廖建裕研究員的研究指出，印華人口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華人性喜群聚都市，重視子女教育，生育率與印尼原住民比較相對較低。第二、經過幾次的排華運動，印尼華人移出者眾，而新移民又難以入境居留。第三、經過印尼政府厲行同化政策，許多土生土長的華人，已不願承認自己是華人，以免遭受歧視。
在印華人數與印尼原住民人口成長數不成比例的大環境下，再加上印尼華人因為語群與祖居地不同，而難形成命運共同體，在政治認同上更是各事其主。因此，印華子弟如想透過選舉參政，光靠印華選民的支持，機會渺茫。
印尼華人曾經默默地渡過了32年威權統治，侷限在經濟領域裡求發展，雖練就了不少經濟精英，但因無法參政，没機會培育政治領袖，更遑論組織華人政黨了。所幸，1998年5月蘇哈托下台後，印尼政治發展民主自由化，政黨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各政黨也都敞開雙臂歡迎華人入黨，因為此舉不但可以強化該政黨的政治包容力，又可提高其經濟能量。印尼華人也清楚意識到，如想通過參政確保自己所屬族群的利益，就必須加入印尼本土政黨，才有一展長才的可能性。
事實上，搭著1998年的民主開放順風車，印華也曾經組合過三個華人小政黨，包括中華改革黨(PRTI)、同化黨(PPI)與大同黨(PBI)，但這三個政黨中，只有1998年5月25日 由吳能彬博士成立的大同黨，曾在1999年國會選舉中，取得一個席位，自此後無來者。
以印尼華人比例最高的西加里曼丹省(8.16%)與首都雅加達特區省(6.58%)為例，在多元族群與政治傾向的民主化環境下，2014年的國會大選中，印華當選人數似與當地華人所佔比例相當，雖無法清楚理出其間的絕對關連性，但仍頗具參考價值如後：
一、根據2010年印尼人口普查資料顯示，西加里曼丹省境內五大族群比例分別為：達雅族(49.91%)、馬來族(18.51%)、爪哇族(9.72%)、華族(8.16%)、馬都拉族(6.25%)。2014年的國會選舉中，依西加省人口佔印尼全國總人口數比例的1.85%，獲配10個國會議員席位。雖然競選連任的3位華裔候選Dolfie O.F.P.、葉棉標與林瑞强得票數分別為34,946、26,505及24,711張，表現不俗，但印尼國會選舉旨在選黨代表，完全得依該黨得票數所佔比例分配席次，因此紛紛落選。反而是代表民族復興黨的張育浩(Daniel Johan)副秘書長，以28,608張選票排名該黨首位，並在該黨獲配一席國會席位的情況下，順利當選，成為西加省唯一的華裔當選人。
最可惜的是，曾任山口洋市長的黃少凡(Hasan Karman)代表大印尼行動黨出征，得票數37,659，位居該選區華裔候選人第一名，但因該黨得票比例為9.53%，僅獲配一席國會名額，他就因為與該黨另一候選人得票數相差796張選票，而宣告高票落選。
二、同樣根據2010年印尼人口普查資料，雅加達特區總人口數為961萬，佔印尼總人口數2.38億的4.04%，分三個選區，合計獲配國會議員21席。雅加達特區境內五大族群比例分別為：爪哇族(35.95%)、北大維族(28.19%)、巽他族(14.52%)、華族(6.58%)、馬都拉族(3.40%)。該特區省雖屬印尼華裔人口最多的省份，總人數63.2萬，但在2009年的國會選舉中，華人只有民主黨的李祥胜1人獲選。
2014年的國會大選中，李祥胜改以個人身份參加地方代表理事會選舉，但因得票數不足而落選。另有14位華裔國會議員候選人參與競逐國會席次，但最後只有鬥爭民主黨的何震康(Charles Honoris)與林德俊(Darmadi Durianto)二人，分別以96,842與52,861第1、3高票當選，也與華人在首都雅加達的人口所佔比例相當。
反思奮起
印尼華人歷經幾世紀的心酸血淚，終於在印尼這片土地上，掙得了些許的尊重與發展空間，但每次翻開印尼華文報紙時，心頭總會浮現幾許迷惑與不解，不知道真正的問題究竟出在那裡！
例如，一整版或整落報紙，全是疊床架屋、數也數不清的華社廣告，上頭佈滿了數以百計的主席頭銜，人頭照與排排站照片佔據了報刊的主要版面，新聞內容也充滿各式頭銜與人名，記者也深怕缺了那位没點到名，而斷了報社的好處與後路。是惡性循環，還是連鎖反應？華社與華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華社領導們樂於天天登上華文媒體版面，家族的婚喪喜慶更是一連數日連載，樂了報社廣告部門，更讓華社大老們增添了不少閒聊話題。凡此種種，除了打知名度與拼場之外，還有其他更深層的意義嗎？
除了華社廣告與結婚喜慶廣告外，訃文似已成為印華媒體廣告的重要收入來源，等到印華老人逐批凋零，新生代華人又不時興玩這套遊戲時，華報的年輕讀者在那裡？還會有多大的生存機會呢？
印華社會是選擇繼續在華人小圈圈中打轉，還是大膽走入印尼主流社會，華報是否繼續維持現狀，在主要華社間周旋討生活，茍延殘喘，答案啊！答案？
經過幾次大選，印華社會已逐漸瞭解，參選從政是印尼華人遲早得面對的決擇，也清楚知道，單靠區區數百萬華人社會與政黨的支持，在有些華人群聚的區域參選，機會尚存。但透過幾次的國會選舉結果證明，印華政治人物在大區域競選活動中，已逐漸失去號召力，因此，融入印尼主流社會與主流政黨，出人頭第如前雅加達特區省長鐘萬學(Ahok)，才是印尼華人從政者的最理想出路，雖然從政這條路上依然處處荊棘。
驀然回首印尼華人來時路，在印尼全國每年增加人口數約500萬，大約與所有華人總數相當的大環境下，逐漸被稀釋的印華社會應如何自處面對？如何團結起來，為自己族群的未來書寫另一嶄新篇章？誠然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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